邪教的力量-阿百川

　　在历史上，有三位思想家对世界的影响最大。第一个是16世纪的天文学家哥白尼，他驳斥了几个世纪以来的地心说。哥白尼表明，与流行的观点相反，地球不是世界的中心，而是像其他行星一样，绕着太阳转。它被称为日心说，它剥夺了人类的错误信念，即他们的居住地地球在太阳系中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

　　第二个震惊世界的思想家是19世纪英国生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他在确凿的证据支持下提出，人类不是特殊的生物，和其他物种一样，都是从单细胞生物进化而来的。

　　然后，在20世纪，奥地利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最终挑战了人类大脑是其房屋主人的观点。相反，弗洛伊德解释说，我们明显有意识或故意的行为源于我们几乎无法控制的深层、黑暗的无意识驱动和冲动。如果说达尔文证明了人是一种动物，那么弗洛伊德则颠覆了他/她是理性的概念。令人震惊的!不是吗?

　　是的，令人震惊，但基本上是中肯的。一般来说，我们不喜欢一件事，因为它是好的或正确的。相反，我们认为它是好的或正确的，因为我们喜欢它或可能从中受益。同样，大多数时候，我们并不是基于理性和客观的思考或坚实的论据来做出决定或作出裁决的。

　　相反，我们首先决定一个行动方针，然后想出世界上所有的理由来证明我们的决定是正确的。看似经过深思熟虑的行动充其量只是冰山一角。人们更容易被强烈的情感——爱、恨、恐惧、贪婪——所左右，而不是被有效的论点所说服。这既适用于街上的人，也适用于身居高位的人。

　　男人和女人容易被冲动和情感带走的两个简单表现是说服性广告和品牌忠诚度。大企业花费大量预算，试图让消费者相信，如果没有他们的产品，他们只会自担风险。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在市场上赚钱的不是产品，而是品牌，一个既定的名字比好的工作或表现更重要。例如，在《金塞尔镇》中，制片人更有可能把钱花在明星身上，而不是新人身上，因为明星的影响力能吸引大批观众。

　　从商业到政治，非理性主义一直是促成或破坏一场运动的一个强大的、往往是决定性的因素。大约在弗洛伊德揭示潜意识在塑造行为和决策方面的潜力的时候，法西斯主义首先在意大利兴起，不久之后在德国兴起。从本质上讲，法西斯主义是对非理性主义胜利的庆祝:意志战胜理智，创造性战胜批判，直觉战胜逻辑，幻想战胜系统，宣传战胜真理，神话战胜事实，最重要的是，对最高领袖的崇拜胜过法律、规则、程序和其他诸如此类的官僚主义“废话”。

　　法西斯主义者不是诉诸意识形态或纲领，而是诉诸共同的情感，比如仇恨和恐惧。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者将不和谐描述为历史的驱动力、社会变革的引擎和政治的驱动力，最终导致了邪教领袖的崛起。冲突的基础是不可调和的力量，其中一方要么消灭另一方，要么被消灭。没有中间地带。

　　人民的首要政治美德不是自由，而是忠诚;领导者的主要条件不是常识，而是个人魅力;一个政党的核心竞争力不是政绩，而是让社会一部分人对抗其他部分的能力。辩论和争论只是机智和闲聊。感知比现实更重要;媒体管理比纠正错误更重要;观点比事实更重要。

　　希特勒和他的意大利对手墨索里尼一上台，就建立了一个极权主义政权，以更大自由的名义，通过法令统治和控制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用墨索里尼的话来说，“一切都在国家之内，一切都不在国家之外，一切都不反对国家。”

　　希特勒的纳粹党成员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将政治定义为区分朋友和敌人的能力。他说，人是一种政治动物，因为人类有一种“永恒的倾向”，即把彼此视为敌人。政治是通过设定人民的敌人来建立和普及叙事的艺术。

　　由于其本身的特点，再加上人性的原始倾向，邪教具有巨大的情感感染力。它可以在短时间内使数百万人倾倒。希特勒用他的演说术迷惑了听众。如果他愿意，他早就让他们割了自己的喉咙了。在政治上，非理性主义者/邪教分子产生的一个令人着迷的概念是救世主，他凭借纯粹的意志和性格力量能够使一个“颓废”的社会重新焕发活力。

　　鉴于人性的脆弱性，一般来说，民主只在那些制度优先于个人的政体中生根发芽，在这些政体中，正当的法律程序尽管沉闷而缓慢，却使邪教领袖的意志黯然失色。

　　在巴基斯坦，所有有利于邪教政治兴起的条件都已经存在:虚伪的民主，政治上的权宜之计理所当然地压倒了法治，封建主义的悠久传统使个人忠诚受到尊重，国家对人民的困境漠不关心，盲目服从权威的文化，即使在受过教育的人中也缺乏批判性思维，中产阶级对政治制度的幻想不再，人口结构上以年轻人为主的社会，以及幻想中的青年男女对彻底变革的迷恋。